互联网保险三大看点 购买时应擦亮眼睛

」 第二，很多人權保障，並不需要政府很大的預算去提供，只要政府不壓迫、派警察衝進來就好了。

文：謝依婷 在我還是醫學生時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精神科跟診經驗。在我想像中，主治醫師會帥氣地說：「同性戀不是病，你們可以退掛了。

爸媽開門見山，「請醫生矯正我孩子的性傾向「你需要我跟媽媽說什麼嗎？」我輕聲地問。更常見的慘烈狀況則是要我治療孩子，把他變回「正常」，或者直接罵孩子是不正常、變態。」 當時我對老師的回答懵懵懂懂，實在不確定這樣拐彎抹角的做法，是不是真的比較能幫上這群孩子。上次我說要參加跨校的熱音社成果發表會，她馬上就問我：『那有沒有男校參加？』你知道那有多傷人嗎？好像她就是否定我的一部分，她永遠也不會接受。

安媽倒是比前述的那些家長冷靜一些，也聰明一點，並沒直說不贊成小安的性傾向，只是認為小安有些憂鬱，覺得她需要來看診。爸媽開門見山，「請醫生矯正我孩子的性傾向。他出生於日本時代的柳營、留學東京，後赴上海發展，奠定了「上海新感覺派」基礎。

Photo Credit: 藏品／劉漢中捐贈，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這本日記的企畫出版者，是1904年創立、以文藝類書籍雜誌聞名的新潮社。號稱臺灣文壇最帥沒有之一的呂赫若（1914-1950），筆名的來由據說即是向張赫宙致敬。／南國的冬日寂靜無聲，／升騰的熱氣如煙一般燃燒著。臺文館藏的劉吶鷗日記，紀錄的正是他頻繁越境於臺灣、東京、上海之間而終於下定決心的1927年。

它不僅販賣給文青，也用來培養文青。在新文學初啟的1920年代臺灣，文學是作為社會運動之一環存在的。

在戰後中國，由於獨尊現實主義左翼文學，現代主義的價值要到80年代才被重新肯定。到了日語世代形成、文青輩出的1930年代，那些他並不認識的文青晚輩們如翁鬧、巫永福、風車詩人們，也在有限的選項中做著人生的抉擇。但更重要的內在原因是，隨著新文學發展的日益成熟、以及更年輕一輩的日語世代青年的登場，以作家為志向的「臺灣文青」也於焉誕生。將超現實主義詩風引進臺灣的風車詩人楊熾昌（1908-1994）、李張瑞（1911-1952）、林修二（1914-1944）。

文：陳允元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劉吶鷗以「臺灣人」的身分而為故鄉臺灣認識，是非常晚近的事。但我始終覺得，「世界人」這個看似超越一切疆界藩籬、優游自在的形象，事實上正疊覆著其身為殖民地人苦澀的暗面，以及東亞情勢洶湧的暗潮。他們無不懷抱著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念頭，摩拳擦掌想進軍「中央文壇」而才氣逼人、帶著一抹謎樣而又迷人的笑容的翁鬧（1910-1940），也曾在1932年寫下一首名為〈憧憬〉的詩投稿中央文壇詩誌，表露一位沒沒無聞的殖民地文青對「彼方」（＝東京）的嚮往：「正午。

／南國的冬日寂靜無聲，／升騰的熱氣如煙一般燃燒著。Photo Credit: 藏品／劉漢中捐贈，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這本日記的企畫出版者，是1904年創立、以文藝類書籍雜誌聞名的新潮社。

文：陳允元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劉吶鷗以「臺灣人」的身分而為故鄉臺灣認識，是非常晚近的事。以及1937年繼張赫宙之後也在《改造》徵文獲獎的北埔人龍瑛宗（1908-1999），都屬於此一文青的行列。

但1930年代就不太一樣了，臺灣開始出現了所謂的「文學志向者」。到了日語世代形成、文青輩出的1930年代，那些他並不認識的文青晚輩們如翁鬧、巫永福、風車詩人們，也在有限的選項中做著人生的抉擇。Photo Credit: 藏品／劉漢中捐贈，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如同研究者徐禎苓所說的，這是一本作為「文藝商品」的日記。Photo Credit: 藏品／劉漢中捐贈，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而這本《新文藝日記》紀錄的，就是劉吶鷗終於下定決心定居上海的1927年。月中則插入小品文、詩、短歌的「懸賞募集」用紙，使用者可將作品撕下寄回編輯部參加徵稿。此時寫下作品的臺灣青年們，將文學（特別是小說）視為文化啟蒙或殖民抵抗的手段。

但這些文學青年，都要算是劉吶鷗的晚輩了。它不僅販賣給文青，也用來培養文青。

將超現實主義詩風引進臺灣的風車詩人楊熾昌（1908-1994）、李張瑞（1911-1952）、林修二（1914-1944）。就算是廣告頁，也是滿滿的文藝書籍介紹，可視為給文藝愛好者的推薦閱讀目錄。

翻開日記我們可以看到，上欄是以菊池寬（1888-1948）為首一字排開的十二位當月作家。他們無不懷抱著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念頭，摩拳擦掌想進軍「中央文壇」。

但在正式翻開之前，它曾也是一張多歧路的卷軸。」 除了卷頭多達八頁的文壇寫真畫報，每月的初始也刊有當月作家的親筆題辭、日記選錄、西洋文藝家介紹。也就是說，他是不被民族與國籍束縛的、藝術至上的世界主義者。這不是一本無個性的空白日記本。

他可以說是日本時代殖民地臺灣的初代文青。」 此外，曾師事橫光利一（1898-1947）、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巫永福（1913-2008）。

作為文藝愛好者桌上一年的伴侶，本年也殷切期盼能夠大受歡迎。在戰後中國，由於獨尊現實主義左翼文學，現代主義的價值要到80年代才被重新肯定。

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些作品是一種「覺青的文學」、「憤青的文學」吧。如同研究者徐禎苓所說的，這是一本作為「文藝商品」的日記。

／啊啊憧憬在遙遠的彼方的天空。他們不是因為想成為作家，而是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民族責任而寫。但更重要的內在原因是，隨著新文學發展的日益成熟、以及更年輕一輩的日語世代青年的登場，以作家為志向的「臺灣文青」也於焉誕生。在新文學初啟的1920年代臺灣，文學是作為社會運動之一環存在的。

但我始終覺得，「世界人」這個看似超越一切疆界藩籬、優游自在的形象，事實上正疊覆著其身為殖民地人苦澀的暗面，以及東亞情勢洶湧的暗潮。這本日記的企畫出版者，是1904年創立、以文藝類書籍雜誌聞名的新潮社。

本年，我們在卷頭刊載『文壇寫真畫報』，卷末則附上『文藝年鑑』等，在各處改變面貌，裝幀也變得藝術感十足。／誰也不知道我的存在。

臺文館藏的劉吶鷗日記，紀錄的正是他頻繁越境於臺灣、東京、上海之間而終於下定決心的1927年。隨著史料出土，劉吶鷗的臺灣身分逐漸廓清，並在2001年由臺南縣文化局出版全集，正式回到故鄉臺灣。